莎士比亚在晚清中国新探

一般认为，弥尔顿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代表了英国文学乃至英国文化的精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夕编译的《四洲志》讲到英国的时候称：“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林则徐的列举精当地概括了绵延千年之久的英国文学史，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对莎士比亚的介绍。

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既然莎士比亚的地位高于弥尔顿，为什么弥尔顿先于莎士比亚进入中国呢？为什么弥尔顿的中译也比莎士比亚更早呢？这是偶然的吗？本文在一些新发现的中英文材料的基础上，重新叙述晚清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史，同时试图解释为何弥尔顿比莎士比亚更早的奇特现象。

实际上，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也有中国人阅读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847到1849年间，容闳（1828—1912）在美国阅读了莎士比亚、狄更斯、艾迪生等英国作家，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1873到1877年，辜鸿铭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背诵了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的作品，据说辜鸿铭一生把《失乐园》背诵了五十遍。当然，身处异域的容闳和辜鸿铭是特例和历史的偶然，十九世纪中国的土壤并不培育这样的英国文学读者。晚清时，西方来华人士和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都为介绍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做出了贡献。但总的来看，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对莎、弥的介绍要比同时期的中国人更细致、更具体，而且由于他们熟悉莎、弥的生平和作品，能够做出恰当的评价，甚至高水平的翻译（或演绎）。在晚清时期的上海，《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记载了许多关于莎士比亚的新闻报道、朗诵会和舞台表演等，大大有助于文学大师莎翁形象的建立；《教务杂志》传播了多种关于莎士比亚的跨文化知识，有宗教方面的，也有文学和世俗方面的。1903年1月的《字林西报》记载，前两个晚上在兰心戏院（Lyceum Theatre）的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演出不怎么成功，因为剧场的观众很少。当然也有成功的记载，1904年2月，据《字林西报》，Mrs. Hannibal Williams在兰心戏院成功举行《无事生非》朗诵会，听众很多。

弥尔顿的英文名字在《中国丛报》1832年11月号中出现了两次，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弥尔顿在中国跨文化之旅的起点。《传教士的劳作》一文分析了其前辈耶稣会士的问题所在，指出他们与其给中国皇帝三百台大炮，不如传授印刷机这一武器，以在中国的所有省份印制和传播生命之言（the Word of life）《圣经》，这样才能为传教事业建立坚实的、恒久的基础。文章援引培根、弥尔顿、洛克和威廉·琼斯爵士等名人名言，来证明在传教事业中开展圣经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其中弥尔顿的引文如下：

John Milton, the immortalpoet. — “There are no songs comparable to the Songs of Zion, no orations equalto those of the Prophets, and no politics like those which the Scripturesteach.”

约翰·弥尔顿，不朽的诗人：“锡安山的圣歌无与伦比，先知的雄辩首屈一指，圣经教导的政治独一无二。”

这一引文将弥尔顿定位为“不朽的诗人”，而且是基督教诗人。这一方面为弥尔顿的中国形象奠定了基础，即伟大的宗教诗人；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弥尔顿得到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特别钟爱，因为他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是基督教诗人。作为伟大的基督教诗人，弥尔顿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丛报》在中国境内出版，主要面向西方读者，它没有多少中国读者的事实并不妨碍弥尔顿的这次登场亮相成为大诗人在中国跨文化之旅的肇始。这比我们通常认为的弥尔顿在中国的起点要更早，也比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起点要更早。日本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名字最早传到日本是在1841年，而他们的名字传到中国都早于日本。弥尔顿宗教诗人的身份帮助他在中国抢先登陆。林则徐、魏源、陈逢衡和姚莹等中国士大夫将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等英国文学家放在一起进行介绍，不加区分，而传教士的区分是意味深长的，基督教诗人拥有优先权，哪怕是在民族诗人莎翁面前。

1854年9月1日的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在说教性文章《体性论》之后的“附记西国诗人语录一则”中，扼要介绍了米里顿（即弥尔顿）的生平，而且刊登了弥尔顿著名的十四行诗《咏失明》（When I consider how my light is spent）的汉译，有的论者称之为“最早的汉译英诗”。笔者认为不宜断言“最早”，而赞成周振鹤更为谨慎的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弥尔顿是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英语诗人之一，如果不是最早的话。

世茫茫兮，我目已盲。静言思之，尚未半生。

天赋两目，如托千金。今我藏之，其责难任。

嗟我目兮，于我无用。虽则无用，我心郑重。

忠以计会，虔以事主。恐主归时，纵刑无补。

嗟彼上帝，既闭我瞳。愚心自忖，岂责我工。

忍耐之心，可生奥义。苍苍上帝，不较所赐。

不较所赐，岂较作事。惟与我轭，负之靡暨。

上帝惟皇，在彼苍苍。一呼其令，万臣锵锵。

驶行水陆，莫敢遑适。彼侍立者，都为其役。

该译诗采用《诗经》四言体风格，内容忠实，朗朗上口，高风雅致，摄人心魂，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信达雅”的崇高标准。无论作为艺术品还是宗教宣传品，译诗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与此相对照，在整个十九世纪，我们迄今尚未发现任何莎士比亚的中译文。1793年，来访的马戛尔尼伯爵在日记中将中国称作“美妙的新世界”（《暴风雨》）；1888年9月，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报道称，有敕令要把莎士比亚译为中文，供清廷的王子阅读，并认为最好的译者人选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尽管报道对敕令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尽管没有实现，但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莎士比亚中译的提议，它暗暗撒播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终将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到了二十世纪初，我们终于看到了莎士比亚作品片段的中译。

故事要从日译本《自助论》说起。1870年，日本维新大儒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编》出版，这本明治时期的畅销书传播了西洋价值观，该书不仅数次援引弥尔顿的例子和名言来阐明自助精神，而且多次提及“舍克斯毕”，有莎翁小传和莎剧台词片段译文。此书原名《自助论》（Self Help，1859年第一版），苏格兰人斯迈尔斯著，由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了时代精神，在欧美风靡一时，被译为法语、德语、荷兰语、丹麦语等。论者称之为“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圣经”，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励志书之一”。而且，自助精神影响了狄更斯的小说创作。日本启蒙思想家感谢李艳丽博士提醒我《劝学篇》的关联。其书陆续发表于1872—1876年，正当《西国立志编》流行之时，福泽谕吉的独立精神与自助论相一致，前者可能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梁启超1899年在《清议报》上推介《自助论》时盛赞其对明治维新的作用，称“其振起国民之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下矣”。自此以后，《自助论》的中译本（一般经日文转译）几十年间畅销不衰，自助精神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出版界、教育界和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长夜难明赤县天”，二十世纪之交的旧中国积贫积弱，内交外困，无数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国的过程中痛切地意识到奋发图强、自强自新的重要性，而自西方经日本舶来的自助精神正当其时，成为时代的号角。作为书中援引的众多例子中的两个，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也是自助精神的代表；与此同时，借着自助精神的传播和弘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名字更为深入人心。二者实有相得益彰之效。

《自助论》版本众多。这些译文和译本的出现，都是为了在民族危难的关头警醒和激励同胞，“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志有恒，青年终有成功之日，国家终有富强之时。该书以出身卑微的大诗人弥尔顿为例，说明贫贱人家之子亦能成豪杰，享盛名，英雄不论出身。莎翁小传出自同一编，词曲名家舍克斯毕同样出身微贱，其父为屠夫兼牧人，他自己小时候曾以梳兽毛为业，但他“深沉好学而勤勉任业”，至今“尚为世所推重”。《自助论》倡导的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语），籍籍无名者通过个人奋斗，也能在各行各业出人头地，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联系到中国传统文化里个人的严重缺失，这种对个人奋斗的提倡正是对症的汤药，它摆脱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主义思维，而更具现代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性。作者还举莎士比亚、乔叟、斯宾塞和弥尔顿等著名文人为例，来论证“文学职业之一致”（商务订正本小标题），从事某种职业并不耽误吟诗作赋，创作小说。换言之，当今的白领完全可以白天上班，孜孜以谋生，晚上写作，践行文学梦。

除弥尔顿的名言外，1903年同时出现了莎剧台词片段中译文，见《自助论》第十编章首题词：

舍克斯毕曰：勿借金与人，而亦勿受借于人。借金于人者，既损己而亦损人；受借于人者，足以钝勤俭之锋刃。（《教育世界》重译本，第49期）

舍克斯毕诗曰：无为借钱人，无为贷钱人。贷钱与借钱，损己亦损人。（商务订正本，149）

这段话出自莎翁悲剧《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诫子语：

Neither a borrowernor a lender be:

For loan oft losesboth itself and friend;

And borrowingdulls the edge of husbandry.（1.3.75-77）

朱生豪和梁实秋是莎剧最重要的中译者，他们都把波洛涅斯此处的素体诗译成了散文。《教育世界》译本像后来的朱生豪和梁实秋一样，也处理成了散文，译得忠实但累赘；而林万里订正本译成了诗，原意虽有割舍，但没有实质性伤害，且诗体简短有力，与原文交相辉映，令人欢喜赏叹。这是一枚久已遗忘的莎剧文本中译珍宝，虽然是从日文转译的。晚清的人们早已熟悉了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名字，如今他们在一本畅销书里终于有机会读到了他的文辞。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莎士比亚剧作最早的中译文。

同是在1903年，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了莎剧片段中译文，即《新民丛报》中《第十二夜》片段中译。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赞美了传主勤于著述的毅力和精神：

古来豪杰之建大业者，莫不有忍辱负重之毅力，冒万险排万难。……夫以极窘之刻资，极羸之病体，曾不自馁，而毅然贯彻其目的而后已焉。诗人索士比亚曰：“纪念碑上之忍耐力，对于苦难而含微笑者也”，若先生庶近之矣。世有崇拜先生者乎，勿徒学其学，学其人可也。

这句莎士比亚引文出自喜剧《第十二夜》,女扮男装的Viola对着自己暗恋的公爵Orsino吐露情愫：

She pined inthought,

And, with a greenand yellow melancholy,

She sat likePatience on a monument,

Smiling at grief.(2.4.109-112)

这里的第三人称实际上是自况。寓言人物“忍耐”坐在碑座上，含笑面对苦难。淑女思而不得，面容憔悴，又要保持风度，其景况恰似“忍耐”。忍耐是基督教美德，所谓“忍辱负重之毅力”，其典范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彗广信手拈来，译文非常忠实，很好地传达了grace under pressure的内涵。1903年同时出现了莎士比亚悲剧和喜剧片段中译文（而非兰姆姐弟改编版），这是了不起的突破。在十九世纪的中国，莎士比亚的名字成为英国性的代表，但其作品文本尚未被介绍进来。二十世纪初的莎剧原文片段中译文久已湮没，我们的考察工作使埋没的珍宝重见天日，这对于重写莎翁翻译史不无积极意义。

重写莎翁翻译史还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利用。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两个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故事集》的文言文中译本：《澥外奇谭》（上海达文社，1903）有10个故事；林纾、魏易合译《吟边燕语》（1904）有20个故事。后者影响巨大。文明戏的宠儿《威尼斯商人》在前者中译名为“燕敦里借债约割肉”，在后者中译名为“肉券”。学者们发现，这部广受欢迎的莎剧还有其他译本，如包天笑译《女律师》（1911年发表于《女学生》）被称为“第一个以剧作形式出现的莎士比亚剧本”，新教传教士亮乐月译《剜肉记》（1914—1915年连载于《女铎》）是“第一个被比较完整地翻译成中文的莎士比亚剧本”。对此我有两点补充，一是两个鲜为人知的莎剧早期中译本，二是圣约翰大学至迟自1896年起开启了学生表演校园莎剧的传统，包括《威尼斯商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对莎士比亚的认知、出版、翻译（译写）和演绎比我们已经意识到的要更多更广。

本文节选自《早期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散论》，有删改

《早期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散论》

郝田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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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作者近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主要中文学术论文和部分书评、序言等，研究领域涉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英国中世纪文学和中英比较文学等，其中多篇论文的英文版本在西方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过，有些观点得到了欧美权威同行的认可。研究方法的创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除了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和翻译研究以外，作者还采用了文学跨学科研究、手稿研究、书籍史等方法，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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